这是一场生死搏斗。

“在雁荡山峡溪涧边，一只大个山蛙勇斗一条1米多长的蕲蛇。山蛙四肢紧扣蛇颈七寸，蛙头死顶蛇头下巴。蕲蛇不能弯头用毒牙攻敌，只能不断缠绕翻腾，千方百计想甩掉山蛙。山蛙身体虽被缠得又细又长，但四肢拼命紧抱，毫不放松。就这样一个回合又一个回合，不是山蛙发起进攻，就是蕲蛇进行反扑，整个战斗持续了六七个小时。最后，遍体鳞伤的山蛙终于制服了精疲力竭的蕲蛇。”

从网上读到的这段文字，让人叹为观止——生命是如此坚毅而可贵!令人唏嘘不已的是，这个胜利的“小英雄”终将成为人类口腹之欲的牺牲品。因为据说“小英雄”身价远高于一般的野味，市斤价已从上世纪50年代的两三元涨到眼下近百元。

在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谢锋等人撰写的《中国两栖动物保护需求总述》一文中，学名为“棘胸蛙”的山蛙在1980年还是“需予关注”，到2004年已经列在“易危”群体中。

“人们的视线更多地落在哺乳动物身上，但世界范围内两栖类的存亡状况更充满危机。”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中国项目主任、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解焱在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说。

“英雄”世家

“小英雄”归属于一个无比庞大而古老的家族——两栖动物，它的祖先和近亲们起源于3.6亿年前，在恐龙统治地球时就已经在和自然界搏斗了。

在中国，有407种现生的原生两栖动物物种(物种红色名录收录)，另外还曾有过两个绝灭物种，即滇池蝾螈和琉球棘螈，前者已全球绝灭，后者则在中国台湾绝灭，但在日本琉球群岛的阿美等岛屿仍有存活。现在，中国还多了一个外来入侵物种——牛蛙。两栖动物区系中包括321种无尾类、43种有尾类和1种无足类。中国的两栖动物物种多样性是旧大陆上最丰富的，位列巴西、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之后，排世界第5位。中国在特有物种保护方面也有重要地位，现生物种中有215种为我国独有。

中国的有尾两栖动物物种多样性列在美国和墨西哥之后，排世界第3位，具有拉美地区以外最丰富的有尾类物种，并且有89.2%的物种和3个属(肥螈属、肥鲵属、原鲵属)为特有。其中，一位成员鼎鼎大名——大鲵，俗称娃娃鱼，关于它的保护呼声一直很高，多见诸于媒体。

1989年公布的《中国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关于两栖动物就包括了6个有尾类物种和1个无尾类。在谢锋眼里，“中国负有保护两栖动物的重要使命。不论从物种多样性还是从独特性来看，中国都是一个全球的两栖动物保护的优先区域”。

然而，就像“小英雄”山蛙一样，两栖动物的亲属们也处在一个极不安全的生境中。解焱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红色名录显示，中国两栖动物中的所有物种都处在不安全的生境。”

汪松、解焱和他们所在的课题小组研究分析了一个更不乐观的现状：目前，濒危动物的受胁比率远远高于1998年国情报告中的数据。其中，我国两栖动物中极危、濒危和易危种类达到40%，全球的平均值是32.5%。

在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简称国合会)支持下，这个课题小组自2002年就开始组织100多名专家开展了持续几年的研究工作，承担了中国物种红色名录的编写工作。“在对全球两栖类动物的评估过程中，中国有60多名科学家参与了这项工作。过去我国一直没有对所有的物种进行评估，这次的工作是一次全面的梳理和评估。”解焱说。

四面受敌

“虽然早在1989年，一些两栖物种就最先被列为保护对象，但17年后有尾类的濒危现状却明显恶化。大鲵的保护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滇池蝾螈的绝灭也给我们上了重要一课。1980年时，这一物种在其生境内还非常丰富，但1986年后就完全消失了，说明物种绝灭的发生是我们难以想象的。”谢锋说。

像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在中国高海拔地区溪流繁殖的森林物种受胁程度更高。对中国两栖动物而言，生境丧失、污染和过度捕捉是最主要的致危因素。虽然过度捕捉的影响不如生境丧失深远，但它更可能导致一个物种种群的快速衰落。

谢锋等人研究认为，1980年以来，中国两栖动物中有23个物种的受胁水平发生了显著变化，所有这些物种的生存现状都出现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其中16个是蛙科物种，7个来自“小英雄”的直系亲属——棘蛙属的物种正在快速衰减，它们都是由人类的利用直接导致。

有尾类受胁水平高于无尾类是全球的总体趋势，而相比之下，中国有尾类受胁水平更高。58.1%的有尾类受胁，受胁指数达1.75。谢锋分析，“中国有尾类物种受胁水平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主要原因，可能是63%的物种为人们所利用，而全球范围则仅有13%。”

“小英雄”所属的棘蛙物种是个体大、经济价值高的两栖类。科学家研究发现，该物种的75%在地方和国家范围内被食用。中国大鲵可能是由过度捕捉导致种群降低最严重的物种之一。3个快速减少的有尾类物种山溪鲵、细痣疣螈和三经疣螈也被捕捉作为中药材，三经疣螈还进入国际性的宠物市场。

危险的栖息地

中国两栖动物分布密度图显示，东北和西北地区两栖动物物种多样性较低；相反，中部和南部地区物种多样性较为显著。

解焱说：“这一分布模式显然与分布纬度一致，更多的物种分布在温暖湿热的地区，这与两栖动物的特性有关。”3个具有最高物种密度的区域都是山区：横断山区、武夷山区和南岭山区。另外两个两栖动物多样性较高的区域都是南方的热带区域：西双版纳和海南岛。

在中国，大多数保护工作都是以省级水平开展的。谢锋认为，有必要对不同省份两栖动物保护的相对重要性进行比较。我国两栖动物各省的受胁权重显示：四川是严重受胁物种最集中的地区，其次是云南。而中部和南部省份也有较高的受胁权重。

国际生态研究学者警告，具有环境指针作用的青蛙在世界各地的数量正在普遍减少，这显示了自然环境受到严重伤害。

金线蛙是生活在华北平原上的中大型蛙科动物，在中国红色名录中，金线蛙的濒危等级被评估为“无危”。但在栖息地的描述中，已没有北京的“踪影”。首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高武教授曾向媒体详细描述了金线蛙的消失。

上世纪80年代以前，金线蛙在北京的海淀、通州、顺义、昌平都大量存在。有一件事至今让高武记忆犹新——上世纪80年代初，他们从海淀的农民那里收购实验用的青蛙，有一次农民们送来100多只，竟然全是金线蛙!但，就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高武到通州作两栖类动物的调查，“金线蛙见得就比较少了，沿着温榆河从上游往下游走，你会发现金线蛙成了'工业污染指示剂’——在上游还可以看到幼蛙和成蛙，到了中下游就只能见到成蛙了。越往下走，成蛙个儿越大，代表它们的抵抗力越强”。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高武在温榆河调查时就找不到金线蛙，到2002年，已经没有任何金线蛙出现在温榆河的信息了。

给生存一条缝

除大鲵外，中国几乎没有其他的以两栖动物保护为主要目标的保护区。生境丧失对中国的两栖动物而言是最普遍的致危因子，而现行的国家保护网络对很多两栖动物保护的重点地区和位点都没能完全覆盖。大多数大规模的自然保护区却只有几个两栖动物物种分布，而许多重要的两栖动物保护位点却几乎没有保护区覆盖。此外，在许多现存的自然保护区，保护措施仍难以阻止物种种群由于生境丧失和过度利用而导致的衰落。

在中国，食用两栖动物的需求远远超过了可以从野外种群获得的供给，这意味着对特定物种的商业化养殖在未来将是维持供给的唯一途径。谢锋说，“人工养殖在少数物种中已非常成功，如中国林蛙。而对棘胸蛙和大鲵的人工繁殖后商品化利用仅是尝试，目前结果还难以肯定。另外，长久以来，由于捕猎野生动物可以获得高额回报，很多地区的一些物种经济价值非常高，这导致人工养殖项目对这一情况的缓解可能也有限。再有，对违法滥捕行为处罚相对较低，法律措施也有限，因此，很难控制野外采集获利的提高。加之，作为重要需求，增加偏远地区人民收入的目标也导致地方政府不断鼓励开发新的商品养殖品种和配套技术，尤其是在贫困地区。”

在中国传统的蛙类资源利用中，如何达到蛙类物种保护和经济需求供给间的平衡仍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人工养殖这一单一措施显然不可能解决所有与过度捕捉相关的问题。

如何让中国的两栖动物在艰难的生境中透口气？谢锋和他的同事们建议：“建立一个国家层面的两栖动物保护计划，特别是应建立一个囊括所有受胁物种最小生存种群的保护网络；形成管理计划，并在所有的对受胁物种有重要意义的保护区加以实施，以维持这些物种的生存种群。”

科学家们认为，有8个极度濒危的、分散分布于我国中部和南部的物种具有非常高的保护优先性。有7个物种，其中2个有尾类即镇海棘螈和安吉小鲵，5个无尾类即凉北齿蟾、峰斑林蛙、小腺蛙、务川臭蛙和花齿突蟾分布区域狭窄，可以通过一定数量的小型保护区来保护。

其中，令谢锋尤其焦虑的是镇海棘螈、务川臭蛙等物种，“要使其摆脱灭绝风险，应在它们的分布位点新建自然保护区，这特别紧急，因为这些已极度濒危的物种并没有覆盖在任何保护区内”。他说。

另外，政府对两栖动物的保护管理非常复杂，因为在现行的法律体系下，国家林业局负责对陆生类群的管理，农业部负责对水生类群的管理，两栖动物的独特之处成了一个管理空白。由于这些部门具有不同的角色意识，导致建立协调一致的保护措施的难度加大。因此，研究人员建议，对两栖动物的保护管理职责最好由其中一家承担。